其次，古罗马的神父承认《圣经》意义晦涩，但仍鼓励俗众阅读《圣经》：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一世允许俗众阅读整本《圣经》，哲罗姆推崇妇女研究《圣经》，奥古斯丁认为《圣经》译本是得到神佑和向民众宣传上帝之言的方式，格列高利一世倡导无拘束地阅读《圣经》。⑥奥古斯丁认为将《圣经》译成俗语比以任何学术语言保留或研究《圣经》更方便，更适于表达上帝的言语、荣耀和训诫。⑦

二、教士独揽《圣经》翻译权

后使徒时代起教士为维护宗教精英地位，以各种方式将平信徒与《圣经》隔离，将自己树立为传达圣言的唯一中介，独揽《圣经》阐释和翻译权。

(一)宗教大会禁止平信徒阅读、阐释和翻译《圣经》

12和13世纪起阿比尔教派、韦尔多派等异端运动在西欧盛行，并在与教会的辩论中诉诸《圣经》，教会开始担忧异教徒的阐释会与神甫传统或天主教会阐释对立。之后威克里夫、路德和廷代尔等倡导以民族语传达上帝之言，鼓励信众亲自阅读和阐释《圣经》并对教会说教做出判断，直接威胁教会权威。因此中古时期教皇和宗教会议以防止异教徒以多种语言亵渎和任意阐释《圣经》来传播异端邪说为由，严格控制甚至禁止其出版、传播、阅读、阐释、保存和翻译《圣经》。天主教会在图卢兹大会(1229)、塔拉戈纳大会(1234)、牛津大会(1408)、特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年)等先后颁令，禁止平信徒未经主教和宗教裁判所授权拥有和阅读《圣经》。

为遏制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思想及民族语译本，教会加强了出版管理。1474年起教会授权科隆大学检查和取缔“问题”书籍，建立现代审查制；1517年设立禁书审定院(Congregation of the Index)审查所有教会刊物；1559年保罗四世参与编制并颁布《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查禁路德、茨温利、卡尔文等异教徒的《圣经》译本和作品。《禁书目录》第三条规定，《旧约》诸书的翻译由主教判断和许可，只供博学和虔诚之人使用，但译本不是神圣文本。⑧特利腾大公会议条令要求，未经主教同意不得将《圣经》译成民族语，译本要出版必须提供评注，这些注释由早期教会公认在信仰、圣礼、教义和神学等方面贡献突出的基督教思想家及博学的天主教徒执笔，任何人不能以一己之见或与教会和教皇相左的意见扭曲《圣经》。针对威克里夫译本，牛津宗教大会通过决议，禁止未授权的英语或其他语译本，无论年代，不管节译或全译，公开或私下翻译，除非获得“省区会议”(the Provincial Council)许可，违者以异教徒和教唆犯论处。⑨

自《通俗拉丁文圣经》被确立为权威版本后，拥有和阅读民族语译本成为罪恶，这种情况在英国延续到1611年《钦定本圣经》诞生。英国有些贵族和宗教机构成员在宗教改革前已私藏威克里夫译本却极力否认，以免被开除教籍、逮捕或烧死在火刑柱上。威克里夫、廷代尔等民族语本译者遭天主教会残酷迫害。然而，当以民族语翻译《圣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时，罗马教会态度调整，允许平信徒阅读经其授权、为其利益服务的民族语译本，并提供了首部完整的英译本《兰斯-杜埃圣经》。

总之，罗马天主教会对平信徒阅读《圣经》的态度经历了允许阅读—不许阅读和阐释—不许阅读民族语译本—不许阅读未授权的民族语译本的一系列转变。

(二)就《圣经》可否英译展开论战

1401年《威克里夫圣经》主要译者约翰·普威在牛津和托钵僧圣方济会威廉·巴特勒以及圣多米尼克教派的托马斯·帕尔马就《圣经》能否英译展开论战。⑩守旧派提出三点反对理由。

第一，上帝确立了教会等级制。教士受神命教授平信徒获得救赎必备的知识，唯有教士拥有赦罪权，平信徒因头脑简单处于从属地位，启示必须从高级教士向低级教士传递，平信徒从教士获得的《圣经》知识远比自己的阅读阐释准确。天主教认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巴特勒将教士比喻成基督的胃，胃健康则整个身体强壮，教士健康则教会兴旺，教士堕落则所有信仰衰弱。另外，如同胃将营养输送到全身，教士接受圣言并将自己的阐释传达给基督身体中的其他忠实成员。11天主教会及其拥护者坚称教士和平信徒之间界限不可逾越，因此非常敌视具有颠覆性的《圣经》民族语译本，认为不尊重《圣经》与僧侣的异教徒译者如同《马修福音7:6》中无知卑贱的猪狗。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在其编年史中有关威克里夫异端邪说的条目时哀叹：

基督将福音赐予僧侣和教会博士，使他们能惬意地将它作为心灵养料，依据时代和人们需要提供给平信徒和意志薄弱者，而约翰·威克里夫长老将福音从拉丁语翻译到英语这门远非天使使用的语言，结果福音在平信徒甚至可以断文识字的女人中的传播比在资质良好、教育尚佳的僧侣中的传播更普遍、更开放。由此福音的珍珠散落到国外并被猪践踏在脚下。12

奈顿等保守人士坚称只有教士有权阅读《圣经》并将它阐释和传播给平信徒，威克里夫将它翻译成通俗的民族语使平信徒有更多机会接触和理解《圣经》，这无疑架空了教士特权，无知的平信徒将凌驾于博学的教士之上，女性僭越男权，野蛮幼稚的民族语与拉丁语平起平坐，相互置换，这不啻于世界末日降临。13

第二，人类智力不足以应对《圣经》神秘隐晦的四重义，任何阐释或翻译都会歪曲其原意。许多人坚信《圣经》是“神谕”，具有抗译性。中世纪阿奎那提出“释经四义”说，即《圣经》中每个词都有字面义和精神义，后者又分为寓言义、道德义和神秘义。按照四义说，未受教育的平信徒手捧《圣经》就如同进入了巨大的符号迷宫，头脑简单者只能从字面和语法上理解经文，能领略高贵精神义的只有“理性且解经时非常敏锐之人(男性、教士和断文识字者)”14。巴特勒认为译作难以表达字面外的意义，平信徒迟钝，只能获得译本字面义，认识上帝的最佳方式是冥思祈祷，而非将《圣经》译成民族语让平信徒阅读倾听。帕尔马也坚称俗众只能获得字面义，他引用基督原话证明精神义比字面义重要，以此反对翻译：“字面义扼杀文本，精神义赋予文本生命”(《哥林多后书3:6》)。两人都认为《圣经》中可以翻译给平信徒阅读的只是那些对救赎重要的《十诫》和《主祷文》。

教会以《圣经》含义神秘晦涩为由说明译者都可能曲解原作，连受过神启(inspiration)的哲罗姆也承认译经之难，坦言七十子译本和自己翻译都有错误，遑论才疏学浅的平信徒。巴特勒引用哲罗姆关于听比读更安全快捷地获得《圣经》知识的观点，说明应禁止阅读，读比听更易误解，误译提供的是致命毒药而非可赎罪的救命水。他提出若将拉丁语译本控制在教会和学院，则书中即使有讹误也可轻易纠正。《阿伦代尔大主教法案》(1408)第六条引用哲罗姆的经历和话语证明禁止翻译《圣经》的合理性:“正如圣哲罗姆证实的，将《圣经》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危险，因为译作难以悉数保存同样的意义；圣哲罗姆也坦言即使得到神启仍常常翻译出错，因此我们立法禁止任何人擅自将《圣经》任何文本翻译成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的书籍、小册子或论文”15。换言之，没有僧侣引导，普通信众阅读民族语译本时不仅无法领悟其教义和真理，还可能误入异端和歧途。

第三，语言间品质差异产生抗译性。拉丁语曾是西罗马教会辖区内的大众语言，但中世纪时天主教会垄断教育，教堂、教会学校和大学都以拉丁语教学，由于只有上层人能接受教育，拉丁语成为贵族和教士独享的语言。1050年格里高力七世规定拉丁语为天主教敬神的普世语，普通信徒既不懂拉丁语也被禁止接触民族语译本，只能聆听教士宣讲布道，这样《圣经》阅读和阐释权就落到少数僧侣手中，教会垄断了神权。

与拉丁语不同，民族语是贩夫走卒使用的蛮语，粗陋幼稚，新兴的民族语语法尚不完善，无法表述科学和抽象主题，也缺乏表达逻辑和哲学的词汇，又怎能用它们传经布道和翻译寓意玄妙深刻的《圣经》呢？帕尔马认为，英语等蛮语的内在缺陷使译文难免出现矛盾和错误，如英语词汇量少、词素古怪、有单音节趋势，无屈折变化，在语法和修辞上难成真理的载体。16没有英语单词可对应拉丁语中哪怕最普通的概念，遑论表达超验和含混的意义，所以将《圣经》译成英语时字字对译行不通；加之语境变化和读者理解不一，句句对译也很难实现。17总之，英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在品质上不可同日而语，不应将具有微言大义的《圣经》翻译成英语或其他粗鄙语言。

(三)推崇烦琐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经院哲学)来自从拉丁文“Schole”(学校)，中世纪教士垄断知识和学问，在学院投身教理教义、哲学、逻辑、语法、修辞等研究，他们创立的哲学称经院哲学。教会宣扬上帝的启示不独在《圣经》，也在神圣的经院哲学传统中，既然无法检测口头传统的内容，就无法检测是否某个特定教义真正建立于《圣经》，最终信众只能依赖僧侣的训导 (magisterium)。天主教会不仅以拉丁文译本对信众设置语言障碍，还极力宣扬倾听僧侣口头传道比阅读经文更可靠。经院哲学家对《圣经》的注释难免掺入主观意愿，偏离《圣经》原意，它们“无知、繁复，无比精巧却毫无价值”，“完全缺乏历史想象或信息，甚至缺乏语法和语言知识，把文本扭曲进许许多多的寓言义”。18罗马教会拒绝依据《圣经》解释和审查训导，宣称平信徒若发现《圣经》原本的教义和经院哲学教诲有差异，必定是自身误解了《圣经》而非教士阐释和注解出错。

三、 翻译实践中渲染超验与神秘色彩

古希腊时期翻译《圣经》圣洁而神秘：翻译前要净手和祈祷，《七十子希腊语圣经》译者禁食和祈祷前从不翻译；《圣经》内容和形式都很神圣，必须严格直译。犹太神学家斐洛(Philo Judaeus)认为翻译《圣经》必须得到神启，七十子因得到神启才在相互隔离后仍得出相同译本。《阿里斯狄亚书简》(Letter of Aristeas)记载了两则古希腊人将《圣经》译文引入世俗文本后被神惩罚的传闻：历史和修辞学家Theopompus准备将《圣经》叙事引入史书时精神错乱，梦中得知正是因为他将圣事透露给凡人才招致灾难，便取消计划，重获健康；诗人Theodectes想将《圣经》叙事引入戏剧，立刻得了白内障，向上帝忏悔后才恢复视力。19圣奥古斯丁也赞同译者依靠神启说，提出某些词来源神秘，译者应径直保留其古语形式。玄奘总结的佛经“五不翻”理论第一条即为秘密故：“经中诸陀罗尼系佛之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故不以义译之”。据此，神秘语词如咒语应音译，因为通过念诵可保留其神秘和庄重，实现不可思议的功能，《大悲咒》共84句可全部音译，“阿弥陀佛”和“唵嘛呢叭咪吽”比起意译“无量寿佛”和“哦！莲花里的珠宝！”更有效地保留了原句的神秘意味。

《圣经》翻译“关系到对其客观启示出来的神学的把握与译者主观神学立场的反思”。20当翻译《圣经》成为教士的知识特权时，教权主义成为集体无意识介入译者实践，驱使其极力营造《圣经》事件的超验与神秘色彩，以区别于世俗世界，将教士与平信徒割裂为两个群体。《圣经》典型的神秘叙事体现在上帝道成肉身降临人间。《以赛亚书》中“almah”一词意思是“年轻妇女”，希伯来语中该词不标示是否为处女，“bethulah”才指已订婚的处女，但《七十子希腊语圣经》将“almah”译为“parthenos”，即“少女、童女、处女”，“处女”的含义彰显。21《钦定本圣经》将“parthenos”译为“virgin”，如“Behold，a virgin shall conceive，and bear a son，and shall call his name Immanuel.”（《以赛亚书7：14》）类似表达见于《马太福音1:23》。译者通过强加处女怀孕这一超越常理的细节强调耶稣并非凡胎，而是神意安排，为洗涤人间罪恶，万能的神让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七十子希腊语圣经》还将神表述为超验存在，拒绝赋予其人的肉身和情感：神的圣名被抽象称谓“Lord”代替；《出埃及24:9–10》描述摩西等登山看到神，译本坚持神非凡人能见，“They saw the place where the God of Israel stood”表明凡人看到的只是神呆过的地方；《约书亚记4:24》中神让约旦河干掉，约书亚引导众人抬着约柜滴水不沾地过了河，“He did this so that all the peoples of the earth might know that the hand of the LORD is powerful”(NIV)，神的手在希腊语译本被抽象的“power”替换；《以赛亚书 6:1》提到主在王座，衣裳下垂，译本将神的衣袍(robe)改成抽象的“glory”；“The Lord is a warrior”（《出埃及记15:3》）赋予神以人的身份与特征，译本抽象为“The Lord is one who crushes wars”；《创世纪6:6–7》中神见人终日行恶，后悔创造人类，暗含人情感的“repent”被稀释为“He took it to heart”22。

结 语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圣经》翻译的世俗化倾向推动了基督教世界的教民向现代民族国家公民的转变，而《圣经》译者的教权主义试图将人的精神仍然禁锢在宗教蒙昧状态，以维护教会特权与政教统一的政治体制。

①Robert H. Jackson, “Clericalism and Anti-clericalism,” in Peter N. Stearns(edit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World: 1750 to the Pres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8.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acref/9780195176322.001.0001/acref-9780195176322

②基督教神职人员常统称为clergy或priest。George B. Wilson认为，priest是宗教学概念，指向生命中超验、神秘或神圣的维度，而clergy是社会学概念，表明社会承认其部分成员拥有可识别的社会特征和规范，以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参见George B. Wilson，S.J.，Clericalism: The Death of Priesthood，Collegeville(Minnesota): Liturgical Press，2008，p. xv.据此，由于clericalism译为教权主义，本文以clergy对应“教士”，priest对应“僧侣”。

③威克里夫国际联会，《与语言统计2016》，http://www.wycliffe.net/statistics.

④苏艳：《14-17世纪英国翻译的世俗化》，《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

⑤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Volume II: Ante-Nicene Christianity. A.D. 100-325，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1，pp.131-132.

⑥Philip Schaff，The Ne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Vol. II: Basilica – Chambers， Grand Rapids: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2000，p.224.

⑦Willism Fulke，“The Holy ure Should Always be in Our Mother Tongue，”in Douglas Robinson(edite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anchester: St. Jerome Pub.，1997，pp.128-131.

⑧Hans J. Hillerbrand，The Reformation: A Narrative History Related by Contemporary Observers and Participants，New York: Harper & Row，1964，p.474.

⑨Mary Dove，The First English Bible: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the Wycliffite Vers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37.

⑩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论争中支持英译《圣经》者为Ullerston而非Purvey。与此次论战中相关的作者和文本研究参见Margaret Deanesly，“Arguments against the Use of Vernacular Bibles，Put Forward i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ir Lawfulness，1400-1408”，The Church Quaterly Review CLXXXI，91 (1920)，pp.59-77；Anne Hudson，“The Debate on Bible Translation，Oxford 1401”，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90 (1975)，pp.1-18；Nicholas Watson，“Censo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Medieval England: Vernacular Theology，the Oxford Translation Debate，and Arundel’s Constitutions of 1409”，Speculum，70(1995)，pp. 822-864.

11 Margaret Deanesly，“Arguments against the Use of Vernacular Bibles，Put Forward in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ir Lawfulness，1400-1408”，The Church Quarterly Review CLXXXI，91 (1920)，pp.59-77.

12 Mary Dove，The First English Bible: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the Wycliffite ver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8.

13 威克里夫指出，修道士们自己才是《马修福音7:6》所指的狗和猪，因为他们像狂吠的狗一样，“漫无目的而徒劳地争论着经文”。参见Mary Dove，The First English Bible: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the Wycliffite Ver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9.

14 Mary Dove，The First English Bible: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the Wycliffite Ver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2.

15 Thomas Arundel，“Archbishop Thomas Arundel’s Constitutions against the Lollards，”in John Johnson M.A.，(edited), A Collection of the Laws and Canon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from Its First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and from the Conquest to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I，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Explanatory Notes，Volume 2，Oxford: John Henry Parker M DCCC Lt.，1851，pp.457-475.

16 Margaret Deanesly，The Lollard Bible and Other Medieval Biblical Vers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p.426-428.

17 Mary Dove，The First English Bible: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the Wycliffite Vers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18 Preserved Smith，“The Methods of Reformation Interpreters of the Bible”，The Biblical World，38(1911)，pp.235-245.

19 Aristeas，“The Work of the Seventy- Two from Aristeas to Philocrate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edited by Douglas Robinson，Manchester: St. Jerome Pub.，1997，pp.4-6.

20 査常平：《主祷文的翻译与神学》，《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４期。

21 阮炜：《翻译与基督教的兴起》，《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2 参见Bruce M. Metzger，The Bible in Translation：Ancient and English Versions，Grand Rapids，MI: Baker Academic，2001，p.2.

作者简介：苏艳，1975年生，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史、典籍翻译与翻译理论。曾在《世界宗教研究》《外语教学》《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研究》《上海翻译》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出版专著《从文化自恋到文化自省：晚清（1840-1911）中国翻译界的心路历程》《回望失落的精神家园：神话-原型视阈中的文学翻译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湖北省社科项目各一项。本文发表于《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4期，与《圣经》翻译中的反教权主义相关的文章可参见《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14-17世纪英国翻译的世俗化》。欢迎对英译本《圣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史有兴趣的学人与作者交流。

延伸阅读：

苏艳：14-17世纪英国《圣经》翻译的世俗化

本文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4期

转自：翻译学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